10月7日至11日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入秋以来第一次区域性PM2.5污染过程，随之而来的是，10月21日，山西省要求，“从2020年11月1日起，至2021年3月31日，对全省钢铁、有色、焦化、化工、建材（砖瓦、耐火、陶瓷、石灰、水泥熟料及粉磨站）、铸造等六大重点涉气行业企业，通过采取生产调控措施，实施错峰生产。”而在要求中提出——“被评定为A、B、B-级和引领性的企业，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绿色工厂，不纳入错峰，该类企业在秋冬季鼓励采取协商自主减排措施。”
进入冬季，面对大气污染环境因素，全国多数省份均面对重度污染环境的挑战，近日纷纷下文要求重污染企业实行错峰生产，而与以往的要求不同的是，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辽宁等省份参照生态环境部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》，更加注重污染防治过程中的扶优去劣、除旧育新，加快过剩产能退出，推进先进大型钢铁项目建设，实施环保技术改造，从本质上提升相关行业的环保水平。
例如山西省发文鼓励钢铁行业通过成熟技术应用、工艺流程改进和管理水平提升等方式，加快推进绿色制造工程，推动钢渣处置、粉尘回收等固废综合利用，不断提高燃气、蒸气、余热、余压等二次能源回收利用效率，有效降低吨钢综合能耗、碳强度和碳排放总量。”
钢铁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，也是污染排放的重点行业，在持续多年的生态环保政策措施引导约束下，生态环保推动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，重点大中型企业节能减排绩效、绿色发展水平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，在钢铁行业向高质量发展的加速转型阶段，需继续发挥落后产能淘汰、超低排放改造、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、区域排放标准限值、法治监管等环保政策效力，推动实现行业经济与环境效益双赢。
而在众多约束和促进措施中，威斯尼斯人5845cc认为，推动科技的力量，从源头降低钢铁产出的能源消耗比，推动绿色循环，是核心，更是必然，以技术为推动的生态环保，不仅是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保证，更是重要加速器。
早在2018年，我国粗钢产能控制在9.85亿吨， 提前超额完成了2016年工信部所印发的 《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（2016— 2020年）》中产能利用率提高到80%以及控制粗钢产能达到10亿吨以内的目标，而随着目标的提前完成，并不意味着横亘在钢铁企业头顶的环境监督压力在减弱，而是更应该看到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，开始从自身出发，自我促进单位能耗的降低，在国家的层面，“十三五”期间，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投入不断增多，仅中央财政累计投入就超过18743亿元，而在企业层面，例如获得中华环境奖的宝钢集团，仅仅“十三五”以来共计环保投入170亿元，吨钢环保投入达 177.04元，以动真格的方式推进固废循环利用，在冶金铁钢渣的开发利用领域形成了74项专利，用移动供热方式探索低温余热在社会范围内的综合利用，不但实现了企业的节能减排和成本下降，还将企业资源回馈社会，实现了钢厂与城市的有机融合。
2018年 5月，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征求《钢企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 稿）》意见的函，制定了超低排放限值，基本形成我国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的三级排放标准，且排放标准逐级加严，倒逼钢铁行业环保技术水平不断提升。通过国际对标发现，我国钢铁行业特别排放限值普遍与美国、欧盟标准相当，严于日本、印度等国家，超低排放限值则更为严格，而近年来更加严格的环保法令不断出台，这也意味着，常态化的绿色要求已成必然，钢铁企业如何平衡环保红线与企业受益，不仅需要紧盯政策的走向，更需要自我加码，在技术、节能、循环等多种方式上，找寻更为健康的发展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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